小 s 是在2025年6月4日那天的早上八点走的，等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天了。
r君不是最先发现他去世的，他是从w君那里得到的消息，说是实验室里的师兄发现小s躺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本来以为是睡觉，结果过了好久回来发现小s还维持着一样的姿势，发现是不对劲了。等到r君赶到实验楼，早已被急救车警察车刑侦车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据说医生刚上去抢救，发现小s的尸体上都已经长出尸斑了。
由于小s的抑郁症状一直很严重，本来打算是读完这个大三下学期就休学一年调养，为此他的母亲也来到北京，在酒店租了个房子陪伴他。据 jc 所说，小s前天晚上还回酒店休息了一阵子，大清早只身来到实验室，不知道服用了什么药物或毒物自杀了。临终前的他什么也没留下，只在推特上留下一首《哀乐》，以及一段文字。
我等着一阵风 吹过来 吹响着 木扳机
送走所有白字
最后轮到自己了吗
r 君隔天早上将这件事情告诉我，他是一个月以来和小s交流最多的人之一，因此当天被 jc 拉去谈了很多话，抽出身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他本来想晚上把这件事告诉我，却被小a拦下来：“晚上还是别和龟说了吧，不然估计他晚上要睡不着了。” 只能说他想的不无道理，现在的笔者已经起开一瓶强爽，翻看着和小s的聊天记录，脑海里不由得回忆起来了。
初见小s应该是在沙河的操场上，当时漫社第一次组织小团体夜跑活动，大家来的都很积极。他们当时还没有进牢子，没有变成 xnn，也没有抑郁服药自杀。小s也在他们里头。
初次相见小s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：死正经。感觉就像是《日常》里的麻衣，平日里板着脸，做事滴水不漏，猜不透他的心思，但背地里是在玩什么烂梗的闷骚男。事实上我的猜测也对了大半，小s平日里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，大一就帮我们办了很多活动，平日里也经常和我们在教室里一起自习；大一下，小s也组起了自己的乐队，作为键盘手在社庆的舞台上活跃着。听说小s曾经担任过播音主持，我们也把晚会主持这份活儿交付于他，当时的他为了兼顾乐队和学业，估计付出了不少心血去准备这些事，就结果来看，做的都还不错。
当时我们的关系更多还是前辈后辈的关系，我就觉得：这小孩儿不错，我喜欢他那股责任心，也喜欢他那种认真的语气中透露出的闷骚，但我又时常会感到顾虑：他实在太把事儿当回事儿了。因为这简直是我大一大二的翻版：当时的我初遇高考失利，满脑子都想着稳绩点，拿保研名额，不能出岔子，可以说大一过得很累。大二担任事务组组长兼代理社长更是如此，满脑子都想的是活动不能锅，得把可能出事的点都排查一遍，保证活动万无一失。但最后随着社庆结束，我也发现了 “把事儿太当回事儿” 很累，反而是顺其自然、把自己事儿办好，剩下听天由命 活的更舒服些。为了传递这个想法，我便想着让小s去当事务组组长，让他自己悟一悟。
事实证明，小s当事务组组长做得还不错，但我把这担子交给他似乎是一件错误的决定。我让他当事务组组长这件事本身似乎就是在强调 “把事儿当事儿” 的属性，因此上任之后小s进一步压力自己，无形中又给他增添很多责任。“那时的他会快乐吗？” 现在的我也不由得会问起自己，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他在漫社的时光是快乐的。结束任期后，我跟他打了个电话，聊了很多，他也问了我许多问题，更多的是在问自己做的是否称职，是否达到了我的“期待”。当时我怎么回复的？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我把我让他当事务组组长的初衷告诉他，询问到：“换届也结束了，你现在有没有一种释怀、顺其自然的感觉？” 他回答说：“我不清楚。”
尽管w老师一再强调，社团里的学长学姐对学弟学妹们不承担任何教育责任，但我还是觉得在他们面前得树立一些榜样，因为他们是从高中刚刚走出来，踏入大学这个 “小社会”，在社团里玩得比较多的可能更多是照他们熟悉的学长的样子画瓢，因此无形之中我也承担了某种 “责任感”。但现实告诉我的就是我的责任感是一坨稀烂。22 级接连发生的事情似乎总是无情地鞭笞我，让我对生者有愧、对“逝者”悔过。小 s 似乎也将我这无用的 “责任感” 尽学了去，因此他也曾问我，若当时我们做了什么，致使那件事或是那件事没有发生，他会是怎样？我们又会是怎样？
我又如何知道呢？只好摸着他的头，让他不要做这些无用的假设。斯人已去，生者亦当前行。
他点了点头，不再说话，可谁知现在轮到我了。
小 s 被诊断出抑郁症应该是在大三上学期，当时的他正在做一个大创项目，但觉得这个项目很难推进，于是来问我和 sy 的想法。我听完这个项目的 idea，觉得应该是可行的，便建议他去看看相关的论文，我觉得应该有不少成熟的 idea，在他们的基础上改改说不定项目就成了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小 s 应该听的似乎不是这些建议，因为担任项目组长的他继续在压力自己，并且顺道在对话中给队友释放了不少重力，导致整个项目组的氛围很僵。我们之后也告诉他，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多压力，大创这个项目就是有很大几率是做不出来真东西的，也是有几率会烂尾的（我本人就有一个项目烂尾了）。但他似乎仍然陷在自己无力将项目推进下去的挫败感中，以至于最后不得已跟项目导师请求更换组长或者解散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导致小 s 抑郁的直接原因，但一系列挫折最终击垮了他，我印象中有责任感并坚强的他。
直至那时我发现，他的坚强似乎并非真的是坚强。
没良心的是，他患抑郁症这件事情似乎并未在我的心中激起太多波澜。一是之前种种症状已经明显，二是我的身边患抑郁症的人群也不占少数：我的父亲也曾在我初中时罹患抑郁。当时的他夜里抱着我的头，告诉我如果有一天他走了，让我不要担心，务必把他的骨埋回他的老家。我吓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，只得狠狠地抓着他，哭嚷着叫着你别走……但似乎也是很久远的记忆，当时的我更有可能是什么也没说。
但没有激起波澜的根本原因是我认为 “抑郁症尽管很痛苦很可怕，但并不会有生命风险”。这一滑稽的结论自然也是采样自我身边的抑郁症患者们，我的父亲在接受心理医生治疗后逐渐康复，并在事后告诉我那件致使其患病的事情 “想想也没啥可怕的”；而其他同学虽也有过轻生念头，但最后结果仍是平安无事，这让我对这一病症逐渐放松了警惕。
但抑郁的可怕之处便在于，如果一个人太把事当回事，走不出那个环，那这份痛苦将会持续折磨着他，每一件小事都会让痛苦进一步放大，直至事情难以收尾。而小s这份责任感，这份我曾欣赏的责任感，正是导致一切的源头。
我没有权利去评价他的家庭，我没有权利去评价他的同学、他的班级、他的宿舍。我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下、不同的境遇下、不同的事件下、不同的立场下偶尔会想，如果我做了什么，致使那件事或者那件事没有发生，他会是怎样？尽管这一切已经发生？尽管这将引向我的覆灭？
我过去也曾幼稚地想过，我应当在某些领域中出人头地，我应当做一些有价值而利好社会的东西，以博得大家的赞许，以赢取一些荣誉和佳名，为后世传颂。至少，我不应死而无名。
而小 s 最后为我上了一课，我们翻阅了他的背包里所有的书籍、破译了他电脑的密码、翻看了其中的文件，但并为找到任何可以被称为 “遗书” 的物品 — — 浏览器中最后的聊天记录甚至停留在他的课程大作业，就在他去世的前夜。
第二天早上，他如同任何平常的一天般，起床、刷牙、穿衣、出门、来到自习的实验室，悄无声息地迎来了他的死亡。
当我们检索半天徒劳无功后，我内心里是在责备小 s 的，责备他的噤声、责备他的软弱、责备他的死而无名。可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的软弱，当他已经做出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决定？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的噤声，当他已经向世界呐喊过了无数次？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的无名，当他的身影已经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？
若是他留下了一份遗书，那上面会写点什么呢？他的生与死、他的笑与泪、他的悔与狠……他会写下他的一生吗？他会写下我吗？可是，多么让人悔耻的想法，提及一位缄默的看客。
他并非死而无名，至少我坚信他不会是。
总言而之，小 s 的死未对世界产生太多波澜，我透过实验室的窗户向外看，今天是顶好的天气，走在校园里的学生们聊着八卦和日常，宿舍里的学生打着游戏，地球依然旋转，太阳将在明天继续升起。但我却实在地感受到这个学校已经和昨天的不一样了，我看见月亮被挖空了一角、天空响彻着五彩斑斓的黑、校长在呕吐。
我没能见到小 s 最后一面，但是他们都说他已经去世了。我们尝试联系他的父母，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但是他的父母正处于丧子的极度悲痛中，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，只是一昧地感谢我们如此关心小 s 。
因此，我没能见到小 s 最后一面，但他确乎大概已经是去世了。
小 s 选择安静地步入那个良夜，而我要当那个敲钟的人吗？我要吹响唢呐，响彻世界，替他再留下一些存在过的痕迹吗？我应当这样做，但这会是小 s 想要的吗？我会知道他的想法吗？我会猜到他的想法吗？但我认为我理应这样做。
于是我先起开一瓶强爽，留下了这些文字，缅怀我第一位逝去的朋友。他理应存在并且继续存在。既然世人说他不在了，我们便应连携着他的那一份继续活着，漂亮地活着、坚强地活着。
直到他在某一天播通我的电话，到那时在对他说出那些没能说出的话吧。